一、明清时期江西人口的外流与江右商帮的兴起

　　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在南唐两宋时期成为经济文化的行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居各路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余户、4532万余口，其中江西地区为201万余户、446万余口，均占十分之一，其中人口为诸路之首(其次是两浙路，四百三十二万口)。《宋史•地理志》述江南东西路的物产：

　　(自)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

　　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仍继续保持。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在册户、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居各省之首。至明代，虽然人口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江西每年所纳税粮，据孝宗十五年(1502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的统计数，却超过浙江，由此可见产粮之富。其它农副产品如茶叶、纸张、苎麻、兰靛、木竹、油料以及制瓷、造纸、木竹加工、夏布、火药等手工业也都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江西本省范围内的商品经济较为活跃，也为江西商人的外出经商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并刺激了豪族大户对土地的兼并。以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为例，当时江西在册户口为136万户、307万口，其中客户、客口分别占36%和37%，而经济水平相近的两浙路，同一时期客户和客口所占比重不过21%和19%，可见当时江西土地占有问题的严重性。此外，被称为两宋江西农民创举的梯田开垦及围湖造田，实际上也反映了部分地区耕地的日渐紧张。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官府的繁役重赋，尤其是赋役不均，导致了鄱阳湖区和吉泰盆地等经济发达区大量农民的脱籍外流。明武宗正德年间，巡按御史唐龙对江西的赋役不均所造成的流民问题进行了全面披露：

　　江西有等巨室，平时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行里书。有习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限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名为包揽者，有全过割者、不归本户；……有暗袭京官、方面、进士、举人脚色，捏作寄庄者。在册不过纸上之捏，在户尤皆空中之形。以至图之虚以数十计、都之虚以数百计、县之虚以数千万计。递年派粮编差，无所归者。……大抵此弊惟江西为甚，江西惟吉安为甚，临江次之。

　　据《元史•地理志》，江西行省龙兴、吉安、瑞州(今高安)、袁州(今宜春)、建昌(今南城)、临江(今樟树)、抚州、江州(今九江)、南康(今星子)、赣州、南安(今大庾)十一路及南丰州，以及江浙行省的饶州(今波阳)、信州(明代为广信，今上饶)二路和铅山州(以上在明清时期属江西管辖)，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在册户口为267户、1 370万口；又据《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江西在籍户口数分别为156万户、810口，一百年的时间里，户、口分别减少了41%左右。其间虽有元末近二十年的战乱，却也有明初二十多年的生息。从全国统计数字来看，洪武二十四年与至元二十七年基本持平。这就是说，江西户口的大量减少，主要并非天灾人祸，也不是豪门大户的欺隐，而是大量外流，其中包括洪武时的强制性大移民。而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户口统计数也和洪武二十四年基本一致，江西却又减少了22万户、224万口，户均人数也由5.17口减少到4.36口。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从明初到明末，江西在籍人口减少了近千万。

　　但是，明代江西的流失人口并不去田多人少的赣州、南安，而主要是流往外省，特别是湖广、西南及中原等地。对此，成化、弘治之际曾为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丘濬作了如下论述：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荆湖之人观之，则荆湖之民异于江右；自江右之人观之，则江右之民殊于荆湖；自朝廷而观，无分于荆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开辟以来，山川限隔，时势变迁，地势有广狭，风气有厚薄，时运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无多寡之异焉。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人少，江右之地，田少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江右之人群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嘉靖时海瑞也有同样的分析：

　　昔人谓江右有可耕之民而无可耕之地，荆湖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人，盖为荆湖惜其地，为江右惜其民。……今吉、抚、昌、广数府之民，虽亦佃田南、赣，然佃田南、赣者十之一，游食他省者十之九。盖远去则声不相闻，追关势不相及。一佃南、赣之田，南、赣人多强之入南、赣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新附之差徭不可减，一身而三处之役加焉。民之所以乐于舍近不惮就远，有由然矣。

　　他们都认为，江西的流民以经济发达、人多地少的吉安、抚州、南昌、广信等处为多，但流民们去本省人口稀少的南安、赣州二府者仅十之一，十之九游食于他省，特别是湖广。原因是，如果到本省南、赣，当地的里甲将强迫其入籍承担赋役，原籍官府又行追捕，而逃往他省，则没有这些麻烦。

　　由于江西本地商品经济较为活跃，所以流向外省的江西移民中，固然有许多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但也有相当部分在地域性流动过程中发生职业性转移，改而从事工商业。丘濬在指出江西人口向湖广流动的同时，也关注到他们所从事的“生计”方式：其一是置成产业者，名为“税户”；其二是为人耕佃者，名为“承佃户”；其三是贩卖贸易者，名为“营生户”[5]。所谓“营生户”，就是在当地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江西商人和手工业者。而置成产业的“税户”中，也有不少是兼营农业和工商业的。其他地区的江西移民的生计方式也与湖广相似。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江西商人，或久居一方，或往来于江西与各地之间，形成了人数众多的江右商巨流。

　　可以说，明代江西商人的兴起，正是江西人口流动的产物，同时也反映了江西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明万历时浙江籍吏部尚书张瀚在游历了全国各地之后对这一社会现象很有感触：

　　(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另一位见多识广的浙江籍官员王士性对于明代江西、浙江、福建，特别是江西的社会状况及商人活动，有一段著名的评述：

　　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辩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故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

　　而江西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吉安、抚州，其士大夫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明中叶吉安彭华说：“(吾乡)商贾负贩遍天下。”明末抚州艾南英说：“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考之各地记载，张瀚、王士性、彭华、艾南英所言，并非虚妄。

　　江西商人的活动，唐宋时期就已散见于各种资料之中。白居易《琵琶行》说江州：“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顾起元《客座赘语》则记载说，唐时南昌人谢某携女小娥行贾历阳(今安徽和县)蓄资甚巨，将小娥嫁与当地段居贞，同舟贸易于江湖间。同邑周迪亦携妻远贾，“往来广陵”。南宋汪肩吾《昌江风土记》说：浮梁之民，“富则为商，巧则为工。……士与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货之大者，摘叶为茗，伐楮为纸，坯土为器，自行就荆湖吴越间，为国家利。其余纺织布帛，负贩往来，盖其小者耳”。他如北宋文学家曾巩之叔、南丰人曾叔卿，亦曾数往饶州景德镇贩运陶瓷，销往淮北。元代“豫章”人汪大渊则多次乘商船往返于南洋各地，并写下了《岛夷志略》这一伟大著作。迨至明清，江西商人无论从其人数、规模，还是活动范围来说，均超过历代。